苦笑录(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 三
30代史料编刊社出版
一九八一年四月印刷
出版说明
一九三九年，陈公博在香港写成《苦笑录》一书。其时，汪精卫正筹组汉奸政权“南京政府”。随后，陈公博即参与“南京政府”。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汪精卫死后，任“南京政府”代主席。 在《苦笑录》一书中，陈公博回忆自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经历，记述国民党内部派系活动，国民党政府的内政、外交。
本书写成后，陈公博家属将原稿赠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封存，最近始由香港中文大学亚洲中心出版。本社现翻印供内部参考。
目录
自序
卷头的预白
第三章 西山会议
第四章 三月二十之变
第六章 宁汉合作与特别委员会
第七章 广州驱李之役
第八章 《革命评论》时代
第九章 护党救国军
第十章 北平扩大会议
第十一章 广州非常会议
第十二章 一二八之役与政府迁洛
第十三章 长城古北口之战
第十四章 福建人民政府
第十五章 汪先生的被刺
第十六章 陈伯南先生下野
第十七章 西安事变
第三章 西山会议
西山会议，到了今日，人们对它的印象已慢慢模糊了，也许简直已经忘记了，不过西山会议在民十四年时的确是国民党内一件大事．它影响三月二十之变，它影响宁汉分立，它 影响到宁汉合作后的特别委员会，它影响到民十九的扩大会议，直到四全大会之后．西山会议派才慢慢的消灭。
构成西山会议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国民党内的反共空气，第二个是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失意份子反攻．就第一个原因说罢，到了民国十四年，共产党的气焰的确咄咄迫人，差不多一切党部和民众团体的下层组织都充满共产党，尤其军队的党部和政治部更充满共产党。这班共产党的确犯了列宁所谓的幼稚病，就其大者来说，只知道本身的利益，而不知道革命全体的利益。在广州时候，无日不看见工会分裂，工人罢工。我在农工厅时候．门口排列行打行的工人请愿，是日常司空见惯之事．他们提出的要求都是不经过考虑的，这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共产党要抓工人，势不能不煽动罢工，工人一罢工便势不得不请求援助。共产党把持操纵的总工会便趁势出头，一面派人指导组织，一面予以经济援助．更一面遣派代表至官厅替工人要求；这样经过一次罢工，共产党便多抓到一些工人，或一个工会．可是共产党当时忘记了它是和国民党合作的，它是赞成国民革命的。广州既是国民政府的冶下，而在那里煽动罢工，那无异乎挑动民众向国民党反攻，而且一个政府最大的作用是安定秩序，现在没有一天不罢工，没有一个工会不罢过工，那么政府维持秩序的作用已完全失掉。这样悄况慢慢恶化，于是变成共产党是革命的，国民党是不革命的了。共产党当时也未尝不感到这个矛盾．但因为要抓工会和工人起见．也不得不走这条歧路。那时不止广州为然，在国民党治外的各地也莫不然，只是在国民党治外，这种矛盾减了一点直接摩擦罢了。虽然在国民党治外减少了对立的矛盾性，可是同时发现了另一种的工作问题，就因为国民党的工作显然没有共产党的努力．那是不是国民党人的能力比不上共产党呢?那不是的；第一，共产党的宣传，说三民主义不彻底．共产主义才彻底，学校未人世的青年都是好奇立异的，也是比较单纯的．三民主义太复杂了，焉有共产主义那样明了，诚然他们对于马克斯的《资本论》，剩余价值，辩证法，也都摸不清，而且根本中国没有人能够翻译．但他们索性不去研究。只拿着陈望道先生所译的《共产党宣言》作法宝便够了。共产宣言那么的明了．开始说明世界都是斗争的，平民和封建斗争，农奴和地主斗争，及资本主义勃兴，又变为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斗争，结果资本主义自掘坟墓，而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劳工专政．这样简单的说明正合中学生的程度和脾胃，又加上中国非科学的社会，一切数字和统计又很模糊．就是要用功研究也无从着手．于是三民主义真太复杂而共产主义真太简单了。第二．所谓各地工作，无过于罢学与罢工，国民党对于这些工作没有特别的预算，而共产党有它的特别费．所以除非学生不游行，工人不罢工，如果有游行和罢工，只有见着共产党的活跃，而见不着国民党的活跃，国民党就有活动能力的党员，也不得不依共产党为附庸，这样一来。便相形见绌，在国民党内反共的空气遂觉得“放之则弥六合，养之则退藏于密”。所以就使没有西山会议．反共行动迟早也会在国民党内爆发的。
说到第二个原因．那更明了，其初国民党干部有打杨打刘不同的主张，其后有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失意份子，更且有廖案的嫌疑犯，和蛰居上海的失职军人。
这一班人不止主张不同，自胡先生出游苏俄之后．更怀有人人自危之念．广东对于这一班人也加以不断的注意，在上海的自然无法监视，在广州以内的．自然希望他们早一点离开．当时这个算盘在我事后平情的观察，不能说是有什么恶意，只是希望他们不再在广州捣乱。
不幸的很，这个计划头一步便落到广东大学邹海滨先生身上。邹先生对国民政府实在太不满意了，第一，他是赞成打杨希闶而不赞成打刘震寰的，后来毕竟杨刘同归于尽，使他不能维持对于刘震寰的友谊．第二，他当时办成广东大学，很算经过一番辛苦经营，到了国民政府成立，广东大学便头一个受了严重的打击．原来当日的广东大学．便是今日中山大学的前身．广东向来没有大学．只有高等师范，和法政工业两个专门学校，邹先生自从陈炯明叛变之后，已丢了两广盐运使，他很想专心办教育，所以想出一个广东大学计划，把高师改为文理科，把法政和工业专门学校改为法科和工科．不过那时一切财源都落在杨刘军人的手，政府人员的薪俸尚且无法维持．那里更有钱来办广东大学?邹先生靠的是刘震寰友谊，于是在刘震寰手里让出几项税捐来办大学。到了国民政府成立，标榜军民财政统一，廖先生当首任的财政部长，便提出广东大学所包办的捐税要收归财政部，由政府支配统筹，而广东大学的经费以后由国库支出。但广东那样穷困，谁人能相信政府能够守约呢?于是邹先生认定这是廖先生特予他个人的打击了。
邹先生既对国民政府不满意，自然时常有些辛辣的批评，而国民政府也认邹先生为不稳分子，希望借个题目使邹先生能够早日离开广东，免得再有别种意外的举动。恰巧在国府成立之前有沙基惨案发生．国府于是用人民名义组织一个宣传团．到南北各省宣传沙基惨案的真相．谁作领队者呢?最好是邹先生和林子超两先生了；当日我想邹先生作领队是国府打算请他暂时离开广东的，而林先生作领队，因为他有当过参议院院长的资格，请他凑数的。
邹先生到了北京之后，便计划着择地开中央执监全体会议，反对广东，但因后来人数不能超过半数的法定人数，才于十一月十二日在西山碧云寺孙先生灵前开会，开除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的党籍，和警告国府的当局。这个会议自然算是非法，但国民党内也有一部分人在那里支持．例如一班老先生如张溥泉、居觉生．谢意生，那是公开活跃的；许汝为．胡展堂，也是支持的；就是吴稚晖先生和戴季陶先生也表示同情，不过不大主张这样干的；孙哲生先生、伍梯云先生和古勅勤先生也有若干关系的。
西山会议的一群，自然还算邹先生为最活跃，在西山会议之后，他还在上海召开一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广州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遥遥相对，照例也选出中央执行和监察委员，在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国民党旧址成立中央党部，同时也照例指派各地地方党部，在中国内地没有什么活动，然而在海外倒有几处支部非常活跃。
我叙述这段西山会议，算是告一段落了，至于它的后来影响，我以后叙述别事的时候，再附带描写。不过当中牵连到我身上的还有短短一段滑稽故事，我很想补它几句。邹先生在离广州的时候，大约也不打算南返，于是广东大学遂鼓起罢教风潮。一般邹先生所聘来的教授，自然不便说要挽留邹先生，因之抬出经费无着的口实．开始罢教。
广东大学当时已经有了无数的小组织，共产组织有郭寿华、黄光明诸人，反共组织所谓士的派有张农、何觉甫诸人。
邹先生既已远离，学校是无主了．教授又都罢教．学校更是骚动了，但共产的组织是反对邹先生的，同时而连带反对罢教的。就是反共产的组织，当时有力的分子多在三四年级，他们行将毕业，也不愿就此散伙。教授只管罢教，而学生还要求上课．广东大学当日的情形，很有点骚乱而无法镇定的样子。
为了广东大学的校长问题，迁延两个星期，中政会无法解决。谁来当校长? 很是一个问题．到了最后．汪先生只好逼我出马了。我还记得在会议席，曾经有过这样的讨论。
“广东大学校长问题，再不能迁延不决了。”汪先生坐在主席的地位，在讨论一般政治问题之后，慎重的提出。
“最好汪先生自己兼．我想没有别人比汪先生更适当的。”谭组安先生笑着提议。
“国府主席怎好兼大学校长．就纵使我能分开身的话。我看还是组安先生罢，因为你是一个翰林院。”汪先生也笑起来，提出了对案。
“若以翰林而论，我是老翰林不中用了，倒不如梯云先生，他是洋翰林。”组安先生望着伍梯云，他知道以汪先生来兼校长也不会通的，所以修改了他的提案。
“我不是不愿干，我实是怕麻烦．如果有人能够把罢教风潮干息下来．我也愿意干．”梯云先生倒不客气，但露出非罢教完毕，不轻于尝试的口气。
汪先生知道这样揖让还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于是望着我说:“公博先生,还是你去罢。”
我听了汪先生的提议，倒出乎意料之外的吓一跳。我首先申明我实在没有工夫，因为我已经兼了两个职务，一个是政治训练部，一个是农工厅，两者有一于此，已够我忙，何能再兼大学的校长。其次，办教育一件事不可视为儿戏．尤其教育行政，万不可以兼职：我虽然也学过一些教育学的，但校长是一校行政之首，绝不应更使一个百忙的我来兼。如果汪先生一定要我千，须先把我两个职务免职。
“你先去把罢教风潮平息，然后另找别人去干怎样呢?”汪先生提议．“公博先生去很好，他必定有平息风潮的能力。”组安和梯云为图卸身事外，赶快和议。
我知道当时决没有人肯冲这度难关。汪先生自然不会兼校长，而组安和梯云又都是有经验的聪明人，谁也不愿去找麻烦．大概也因为我当时太豪气罢，于是挺身答应，只是声明仅仅维持三个月，把罢教风潮平息之后，请汪先生另行派人接替。
我到广东大学不出三日，果然教授都复教了．那自然不是我的功劳，因为学生无论左右派都愿复课的，至于教授真要罢教的不过少数人，大多数的教授只要经费有着，也不愿把这学府毁坏。我到广大接事之后，便召集教授学生在礼堂讲演，起初四座有些吁吁的声音，及找再申叙我对于广大的意见，四座再听不见嘘声，迨至未了反而鼓掌群起．我自然也不以嘘气为损害我的尊严，因为那反对空气早在我意料之内，我也不以鼓掌为满足，因为欢迎空气也在我想像之中，不过我的原则，以为无论什么问题，你若把你本身问题搁在问题之内．自然解决困难，你若把本身问题搁在问题以外，自然解决容易，我解决广大罢教问题，也是应用这个原则。
教授是没有问题了，只是学生问题没法解决，学校虽然复了课，但学生的小组是无法打破．我当时实在太忙，有时竟直两三天腾不出工夫到办公室。一群学生更和工人勾结在一团，左派学生勾结省港罢工委员会．右派学生也勾结了反共的各工会。学生参加工会游行示威，大家采取了对立的形势．有时左右派的学生冲突，竟勾引工人至校内斗殴。我虽然严厉的处置了几次学生．但想一想，我不辞校长，只有辞政治部或农工厅。我向汪先生辞职好几次．汪先生都踌躇，有一天他很欢喜告诉我：“褚民谊回来了，你可以卸广大的责任了。介石也说：‘让公博再干下去，广大必会大乱。”
我很高兴辞去广大校长的兼职．只是我这一辞倒出乎广大教授意料之外。原来外间的传闻．说我之长广大是共产党阴谋夺校的一种计划，就是邹先生在上海发表谈话也如此说．我的老友周佛梅先生在上海发表文章也如此说。有一天法学院长余恺湛来见我，说有人在蒋先生处告发我在广大蕴有阴谋；事实是这样，在夏天的一天．广州公安局长李南溟家内来了一位蒋先生的秘书，因为夏天，热气太熏人，他一到便脱下长褂子，叹一口气．李先生问他为什么叹气，那位秘书先生说；“有人在蒋校长处告陈公博办广大有阴谋，蒋校长口喻我去查。你想既是阴谋，那里能查得出呢?这不是苦差事么?”“谁去告发公博的?”李南溟问。“听说是褚民谊．”那位秘书又叹一口气。
这一段故事，又离奇，又滑稽，但我既已脱身苦海，也不再迫问。此事后来在北平扩大会议时碰见邹海滨先生，有一次闲谈接收广大的经过，邹先生忍不住笑起来：“真的，我们以为你接广大是共产党的阴谋，哪里知道那样左推右推，才推出你来受苦。”
这一段滑稽故事．遂在彼此一笑了之之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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